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创新究竟是领先还是落后？中国科技究竟是强大还是弱小？创新除了造福人类，是否也有毁灭性的破坏力量？有没有一种中国方案，可以建立前瞻性的创新体系，以在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2018年6月10日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国家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特邀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名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的主题演讲，从全球视角权威解读第四次工业革命，与观众一起反思当下，并寻找未来的答案。千余名观众到场聆听演讲，同时20余万的网友在场外观看了在线直播。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什么？

2017年10月，机器人索菲亚在沙特阿拉伯获得公民身份，这是第一位机器人获得地球公民的身份，也许可以把这一天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的一个标志性时刻。

全球已经有两百多万索菲亚的兄弟姊妹们在为人类辛勤工作。 

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名为吉尔·沃特森的机器人代替助教为学生授课5个月，甚至被评为优秀助教，期间没有任何学生发现问题，直到后来才发现是这是机器人助教。

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远不止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学、物联网、新能源、虚拟现实、纳米技术等领域，第四次工业革命都在全面改变人类的生活。

薛澜教授介绍，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经历的第四次重大产业及社会变革，其主要特征是由诸多技术创新带来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及生物空间的融合。它的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它对我们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

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我们花费巨大的投资治疗疾病，但是今后我们基因缺陷就从最根本的地方解决了，把基因缺陷取出来，这样就使得人类少患甚至不得很多疾病。另外我们可能有无人驾驶，可以在上班路上阅读报纸；当然如果有钱，到那个时候成本更低，我们可以到太空旅行。” 

但薛澜教授也指出，与此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也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对美国就业情况的分析，美国近一半的工作，很有可能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要被机器人，或者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自动化取代。由于就业被替代，所产生的就业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都是社会非常关注的。

另外，一旦我们进入到基因编辑，是不是会出现定制婴儿？比如婴儿出生之前，要不要考虑要一个IQ很高、个子更高、长得更漂亮的婴儿？如果这样，人类社会还会不会有多元化的群体？所以，生命科学也带来一系列需要思考的伦理道德的问题。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国准备好了吗？

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另一方面，从中兴被美国制裁的事件可以看到我们在很多领域被卡着脖子，中国的创新到底怎么样？怎么分析和评价中国的创新？
薛澜教授介绍，首先，从科学技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创新在过去40年取得了高速进步，中国科技投入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从1981到2016年各国研发投入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投入一直直线上升，到目前全球第二，直逼投入最高的美国。

其次，从产出来看，从2007年开始，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英文论文已经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其他欧美国家。在2011年前后，中国高水平学术期刊的论文也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其中人工智能学术论文，中国发表的文章数量全球第一。

第三，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在把知识转变成商业价值上，中国同样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若干领域已经在全球居于前列，比如目前中国的专利授权已是全球领先。这些成功的背后其实离不开制度的创新，中国已经形成了稳定多元的投入机制，同时中国的企业表现出非常活跃的创新意识，目前中国的研发投入77%都是由企业投入的。

这些创新成果的取得，也离不开40年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同时中国也购买了大量国际上的科技发明专利为我们所用，目前中国购买国际专利使用权的费用投入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
但是薛澜教授也提醒大家不要盲目乐观，要看到中国的创新还面临很多不足。

首先，我们在原创性的科学研究上还是有差距的。

其次，中国的创新发展极不平衡，虽然我们的GDP在全球占第二，但是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在全球只排九十几，说明中国经济的整体质量还不够高。相对于国外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投入基础研究而言，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几乎是100%或者百分之九十几都是投入在应用开发上，基础研究很少投资。 

第三，在一些关键高技术领域我们依赖也是相当严重。比如，我们目前进口芯片所花的钱比进口石油花的钱还要多。此外，我们的制度建设也仍然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通过科技体制改革以后，一些共性技术领域，原有的运用型科技机构转制在这中间是缺位的。同时，创新治理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国能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胜出？

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国都是一个落后的跟跑者。但是当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时，中国已经和其他国家一起坐在头班车上。 

薛澜教授特别提醒大家：“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包括对就业、伦理、治理方面的影响，其他国家感受到了，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创新治理体系急需进一步跟上来，因为在中国原来的创新政策研究中我们历来把创新作为好的，我们很多研究的政策都是怎么样推动创新的发展，但是对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对于创新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怎么样进行有效的规制，我们原来在这方面考虑不多。

另外，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怎么把公众意见有效纳入进来我们考虑的也不多。因此，我们在技术风险，不同利益理性协商机制、不同价值理性协商机制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同时要建立这样的机制。” 

针对大家关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薛澜教授给出了几点意见：
首先，中国的科学研究需要进一步补短板。“不管是制药、半导体设计，还是特殊的医药化工材料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差距是巨大的。另外，在很多用户导向的行业里，我们仍然也有很多差距。”

第二，学术界企业界之间的桥梁怎么更顺畅，也是我们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需要考虑的。

第三，要通过制度建设谋远略。首先是社会预见，我们原来很多科技发展基本是由市场决定，由科学家来决定。但是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背后的选择涉及到伦理问题、涉及到价值观念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技术有巨大的风险，所以在这些技术的选择过程中，也许社会各个方面不能袖手旁观。其次是同步设计。第三是适应性治理。第四是全球参与，过去很多规则的制定，中国都是缺位的，“但是今天中国跟其他国家一起在头班车上，中国有能力也必须参与到这些规则制定当中。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和全世界其他国家一起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薛澜教授最后如此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