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至20日，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打造创新型社会”为主题的第十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薛澜受邀出席论坛并在“中国的湾区经济”分论坛上发言。薛澜表示，大湾区的创新资源非常丰厚。例如，深圳的创新生态可能是独领风骚，尽管它的科研资源跟上海、北京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其创新生态，是其他地方很难相比的。同时，从创新来讲，创新的科技资源固然重要，但用户需求也很重要，港澳作为中西方融合的这么一个领先用户的市场，其作用非常重要。对于很多新兴的科技产品、服务的需求等等，它的潜力是其他几个湾区很难相比的。澳门是葡语区，香港是英语区，在这方面大湾区的潜力也是巨大的。

以下为薛澜发言实录：

刚才大家讲的非常核心的一点，大湾区应该是一个创新之湾，创造之湾，这个想法在1997年回归之后就有过探讨，我在1998年参加了科技部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一个合作，就是希望怎么样能够把当时大陆的一些科技方面的优势，能够跟香港在金融市场方面的一些优势能够有机结合。当时我们也在内地选了一些专门的科技项目，跟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进行交流。

当时应该说两边很多的资源，也都是在蓄势待发这么一个过程，现在回过来我们说二十年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可能是全世界创新资源最丰富的，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最好的之一。

首先从科技资源来讲，香港有非常好的，全球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像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文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等等，在过去这些年发展得非常快。同时内地的这些高校，不管是中山大学还是华南理工，包括南方科技大学等一批的高校，在全球的高等教育领域进步非常大。应该说他们的研究实力和培养的人才，可以说为大湾区的创新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个资源。

其次，珠三角地区有非常完整的生产配套体系，刚才午餐的时候碰到一位澳大利亚的帅哥，在深圳办的人工智能的公司，他就讲为什么办在深圳？就是因为这儿有非常完整的生产配套体系。刚才讲到创新生态，大家如果看最近这些年，应该说中国的创新非常蓬勃的，深圳可能是独领风骚，尽管它的科技资源跟上海、北京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它的创新生态，是其他地方很难相比的。华为、腾讯、华大基因等等，所有这些新兴的高科技企业，都是在深圳如鱼得水，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讲，可以说它具有很优厚的、丰盛的资源。

从创新的角度来讲，创新的科技资源很重要，但是另外一点，用户的需求也很重要，刚才大家讲到金融这些我都非常同意，但是港澳作为中西方融合的这么一个领先用户的市场，其作用非常重要。对于很多新兴的科技的产品、服务的需求等等，它的这个潜力是其他几个湾区很难相比的。刚才提到了葡语区，香港是英语，在这方面它的潜力也是巨大的。

今后如果这些资源能够有机地融合，我觉得确实能够在全球创新的整个版图上，一定会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些资源怎么能很好地融合？刚才已经提到了，毕竟两岸三地，不管从法律体系、政策体系，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在这个之间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融合？政策交流、政策协调与沟通机制非常重要。我们最近也做了一点尝试，一个是我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办了一个香港高级政务人才的EMPA项目，我们的目标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培养香港未来的政务人才，让他们能够对内地的不管是法律体系、政策体系等等，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这样的话，使得他们能够跟香港未来的发展更好地去结合。同时我们也跟香港城市大学也有一个创新的双硕士项目，叫做PPP的双硕士项目，是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MPA和香港城市大学的EMPA合在一起。通过共同联合培养教育人才，能够为今后的政策融合，包括很多的体制机制的改革，提供很好的基础。

在论坛现场，薛澜还就城市化、自主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议题接受了经济日报、凤凰网、界面新闻等媒体的专访。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

薛澜在接受凤凰网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这几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包括各方面成本上升太快了。投入成本提高了，但产出的价值并未随之提高，那这样对企业肯定是划不来的。面对成本上升，只有提高产出本身的价值才能保持竞争力。从这点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还是非常低，在全世界排在八、九十名的位置。这就是很明显的问题了”。“所以我们需要去创新”。薛澜认为所谓创新，无非是怎么能够把各种知识等转化为价值。当然，这种知识一定是独特的。

中国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需要重新考虑

在研究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薛澜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存在两大问题。第一，中国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需要重新考虑。“绝大部分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想要很多定位，既想成为金融中心，又想成为产业中心、物流中心等等。如果这些城市想要成为这些中心，一定需要去吸引更多的投资，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实际来看，很多地方的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一个国家能有多少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创新中心？很多中国的城市就没有真正去深入分析过城市自身的特点，到底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确定发展目标。”

“一个城市如何定位，不是某位领导说了算，到底是要重点发展制造业还是服务业，要考虑实际资源禀赋，考虑老百姓的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形成共识，然后再通过创新驱动，通过科技、商业模式或去创造好的品牌，最终形成一个城市的精神实体，或者它的主营化特质。”

第二，很多城市的发展规划太随意。“新来一个领导就有一个新的想法，比如说弄一个什么新区，大家要新拓展一些地方。下一个领导又新开辟一块地，这样的话很多城市规划都是半半拉拉的。”

目前，中国一些特大城市出现了严重的大城市病。在薛澜看来，首先各个城市最需要去做的是更加明确自己的定位，另外，在城市的规模，包括交通设置方面要增加规划的科学性。“现在大家都在讲智慧城市，包括人工智能等等。可以通过综合利用这些技术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

未来中国到底应该以大的中心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镇为主，这个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争议。薛澜认为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两类城市都需要。与中小城镇相比，特大城市在聚焦知识、能源这方面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应去鼓励多样化的城市管理模式。

很多领域都能创新 不一定都是科技类别

薛澜表示，很多人说起创新首先会想到科技创新。科技领域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是其他领域也存在创新，如商业模式和品牌创新。如阿里、腾讯的商业模式。它是一个整体，新的模式、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吸引客户的方式，这些都是创新。

很多女士用的提包如果从它的物理功能来讲没有任何差别，但是一个奢侈品包和一个普通包的价格有天壤之别，差别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品牌价值。“我觉得过去这些年，我们这方面没有太在意。所以你看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能数得出来的全世界大家一提耳熟能详的产品或者是品牌有多少？所以我们需要靠创新去驱动，而且需要持续很多年。”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为缩小贫富差距提供机会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包括AI、无人驾驶、生命科学等诸多技术创新带来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及生物空间的融合，实现了音视频、图像识别生物广泛应用，产生了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但是目前这些产品目前还处于人工智能应用的‘弱智能’时代，我们应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逐步实现‘强智能’。”

薛澜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非常大，比如目前中国偏远地区的基层医疗还处于较低水平，虽然政府进行了大量设施投入，但是依然缺少优质医生，未来，可以探索人工智能远程医疗，辅以流动医生，逐渐缩小医疗资源的差距。

薛澜提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和扩散速度远超前三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带来了物理、信息和生物空间的融合，也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利和挑战。他认为，中国在新技术领域已经有了相当的技术基础，但是如何将技术基础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仍需要进行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与国外相比，中国学界和企业合作仍具有较大差距。此外，很多人才聘用的制度也已不能满足当下引进人才的需求。”

“在就业领域，人工智能不只替代了大量体力劳动，也替代了很多原来白领的工作。”企业需要尽早认识到这一变化，并早做应对。针对职位角色的变化，教育、培训领域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企业应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也应注意融合发展，对于科技发展中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薛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应该是伙伴关系。”薛澜说，以最近比较热的滴滴共享汽车为例，共享经济本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好事，但是缺乏了社会规制， 就出现了安全事故。企业研究出新的产品，政府应与企业加强沟通，对新产品可能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进行预判，通过改善社会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共同推进科技产品向好的方向发展。

面对目前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对于中小企业如何保持竞争力，薛澜认为：“中小企业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保持自己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下，以开放的心态购买、利用其他国家的专利技术创造产品。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专利购买国，而作为科技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是全球第一大专利购买国。”

对于天津科技创新的发展，薛澜表示：“就中国而言，研究型创业最热的城市有北京、深圳、上海等地，天津并不在其中。但是，天津有很强的科技实力，工业基础好，尤其是制造业，应该在这些好的企业基础，融入创新元素，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此外，通过一系列措施激发企业的创新精神，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